文研讲座114

2019年3月18日下午， “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一十四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王翚距离黄公望有多远——重新发现《富春山居图》子明卷”。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余辉主讲，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松主持。

余辉研究员

《富春山居图》是元代画家黄公望最为著名的作品，在古代山水画史上有着巨匠必临的地位，明代沈周、董其昌、张宏，清代王翬、高树程等大家均倾心临摹过。然而，由于明代藏家吴洪裕临终前授意将其火殉，真迹被烧毁一尺多，画幅也断为两段。自此，前半部分被称为“剩山图”，同后半段“无用师卷”分隔两地。1746年，“无用师卷”被辗转买入清宫。乾隆坚持以先前被送入宫中的摹本“子明卷”为真迹，称“无用师卷”为赝鼎，使其真相扑朔迷离且持续百年。

今天，“剩山图”藏于浙江省博物馆，“无用师卷”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学界主流对《富春山居图》若干版本的真赝也已初步形成共识。然而，一手文献中的文字材料却多存在抵牾之处，人们对画外故事进一步发掘的兴趣也从未止息。基于以上背景，余辉研究员通过实验考古的新方式，借助物证材料进一步对《富春山居图》摹本“子明卷”进行了考察。

《富春山居图》卷子明本结尾（台北故宫藏）

余辉首先指出，仿本“子明卷”经历了先后两次作伪，若能找到伪印中的真迹，则可以引出下一步线索。第一次作伪主要集中在画卷尾部。为使人们相信它是出自黄公望之手，作伪者裁去了卷尾原作者的跋文部分，并在卷尾伪造了黄公望和明代画家刘珏的跋文和印章。然而，黄公望在世年间，石质印材尚未普及，而伪造的黄公望印章为石刻而成，作伪者因而显露马脚。

画卷被作伪者出手后，又经历了二次加工，作伪者从别处移来了明代官员、孔子五十七代孙孔谔的跋文，并钤上了印章。此外，题跋上董其昌、邹之麟的作者印，明末官员瞿式耜的收藏印也均为仿造。至此，除乾隆皇帝的收藏印外，经鉴定，只有明末清初收藏家唐宇昭的收藏印有一款为真。经进一步对比可发现，唐宇昭的书法与“子明卷”上所摹黄公望的笔迹十分接近。因此，唐宇昭与“子明卷”的关系值得深究。

唐宇昭何许人也？1649年前后，唐宇昭到宜兴吴洪裕家的藏画楼云起楼欣赏古代书画时，摹得一套“无用师卷”油素本。1650年，“无用师卷”即遭当时的主人吴洪裕火殉，虽被其侄吴静庵中途夺下，仍旧损失了卷首大段。真迹遭火焚后，吴静庵委托江南著名的文物商、收藏家吴其贞对真迹进行修复。当时，可以用作修复依据的“火前本”共有四个：明中期沈周本、清初张宏本、唐宇昭油素本摹本和新发现的明末摹本。根据核对，余辉研究员推断，沈周本并不一定像董其昌所言那般是背临的，清初张宏本的“火前本”身份则是为提高身价而进行的谎称。唐氏油素本当时位于常州，同修复者吴其贞距离较远，故明末摹本是“无用师卷”最可能的修复依据。而唐氏油素本作为“火前本”之一，则最可能是“子明卷”的母本。

无用师本                               沈周本

随后，余辉指出，“子明卷”的作者，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鉴于“子明卷”的母本是唐氏油素本，故作者必须在唐宇昭的交游圈中；第二，根据画家摹写的娴熟程度，作者应雅好黄公望的笔墨；第三，鉴于“子明卷”尾部由于有跋文而被裁去了140余厘米，作者应有在摹本卷尾上作长跋的习惯；第四，由于其上有唐宇昭的藏印，他须将摹本送予唐宇昭。根据以上条件，唯有清初“四王”之一的王翬可能是“子明卷”的真正作者。

据余辉统计，王翬临摹的《富春山居图》中，现有10本有案可查。摹于1686年前的粉本及摹本均来自“火前本”唐氏油素本；1694至1696年，王翬根据真迹“无用师卷”作出粉本后，又综合两个粉本共绘三次。十次临摹中，王翬所依据的根本均为“无用师卷”，而比较“子明卷”与“无用师卷”的画风可以发现，二者高度相似。因此，“子明卷”极有可能为王翬所摹。

子明本与无用师本重叠效果图

讲座中，余辉重点分享了他的两次实验考古探索经历。首先，为了复原唐宇昭制作油素本时的状态，余辉利用经过浸油处理的帘史纸，摹制成了一幅“剩山图”。此外，为了厘清不同文献中“无用师卷”相互矛盾的火殉后果，余辉又进行了火焚的实验，模拟当时火殉的场景。结果证明“无用师卷”被火殉时是平放在火盆上的，被火烧去的长度约有33厘米。这一结论为部分文献记载的火殉结果提供了验证。余辉强调，在有条件的前提下，艺术史研究文献中的文字材料（如题跋等）务必要与相关的图像材料核准，方可确认可信度并加以使用。

制成油素纸后的帘史纸透明度大增

评议阶段，李松教授表示，明中期沈周本仍可能属于背临，且卷末与“无用师卷”存在鲜明差异的山石可能引出对“无用师卷”真迹身份的新质疑。李松教授进一步强调，余辉在本次讲座中所应用的实验考古和技术手段是书画研究应当提倡的新途径。最后，余辉就书法字体考证应如何选取和比对作了更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