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5日晚，“文明之间”系列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七十六期在线上以直播形式举行，主题为“葡语美洲的‘多’与‘一’——谈巴西国家/民族的形成”。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闵雪飞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樊星主持。
巴西的文化构成及人种来源高度混杂。这样一个国家如何成为一个语言和文化相对统一的区域？当地的印第安人、巴西的“发现者”、各地的移民又如何对“巴西”产生国家认同？“巴西”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和周边西语国家又有何异同？在本次讲座中，闵雪飞老师从1500年巴西“被发现”的历史开始，从人种和文化两方面，解析巴西何以成为一个新民族，及“巴西的形成”在文学上的表现。
巴西人类学家达西·里贝罗（Darcy Ribeiro）将拉美国家分为三类：见证民族、移植民族和新民族。巴西和智利、哥伦比亚、巴拉圭、委内瑞拉等国家，同属新民族的范畴。它们脱离原来的母体文化，完成了自身的民族建设。在《巴西人：形成与“巴西”概念》（O Povo Brasileiro: a formação e o sentido do Brasil）一书中，达西·里贝罗认为，混血是巴西人形成的主要因素。“这一从混血中来的群体几百年中都没有自我意识，沉溺于非人状态（ninguendade）。”他们艰难寻找自身定位，同时，巴西作为一个新的共同体诞生了。
《巴西人：形成与“巴西”概念》
（O Povo Brasileiro: a formação e o sentido do Brasil）
闵雪飞老师指出，巴西人由三个文化母体构成，分别为印第安人原住民、来自欧洲的“发现者”和非洲奴隶。巴西“新罗马（Nova Roma）”的诞生同时伴随着以上三个矩阵的解体。然而，这一过程并非是“温情脉脉”的融合，而是充斥着各种暴力。1500年，巴西沿岸的印第安人（主要为图皮人）与葡萄牙加布拉尔的船队第一次相遇。起初，他们对欧洲人抱有好奇和期待，但很快，这种想像破灭了。双方在不同的层面爆发了剧烈的冲突。在生物方面，侵略者带来了百日咳、肺结核和麻疹，而没有抵抗力的原住民成千上万地死去。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美洲被强行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成为了异国情调、奴隶和黄金的提供者。土著人被掠夺，被囚禁。在文化上，葡萄牙人和印第安人之间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对劳动的理解——欧洲人将劳动作为基本的生活方式，而土著人享受散漫的生活。
“发现”巴西的欧洲人注意到巴西印第安人有联姻传统（Cunhadismo）：他们在面对外来者的时候，习惯将印第安女孩许配给对方做妻子，使其和部落的全体成员建立联系。为了利用印第安人的劳力或武力、开发当地资源、开拓领土，欧洲人开始广泛和印第安人联姻，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到印第安人内部。由此也诞生了新的混血儿群体——马穆鲁克人（Mameluco）。
马穆鲁克人（Mameluco）
印欧混血组成了赫赫有名的圣保罗旗队（bandeirante），成为巴西向内扩张的主力军。那时，种植园和畜牧业快速扩张，生产力需求逐渐增加。原本利用联姻方式来招募劳动力或将印第安人纳入商业生产系统中的方式逐渐被淘汰，代之以发动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围捕印第安人，直接获得奴隶劳动力。穷困潦倒的马穆鲁克人为了寻找出路，承担了围捕印第安人的工作。尤其是在圣保罗地区，由于当地土地贫瘠，种植活动不发达，抓捕印第安人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也是由马穆鲁克人组成的旗队率先形成了“巴西人”的意识——“他们既不能认同他们鄙视的印第安祖先，也不能认同鄙视他们的欧洲人。”（《巴西人：形成与“巴西”概念》）在无法被父母双方族裔接纳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寻找新的身份认同，即巴西人。
巴西第二支陷于身份认同危机的群体脱胎于从非洲西海岸被贩卖到巴西的黑奴。为了增加东北部甘蔗种植园的糖产量，黑人来到了巴西，构成了人种形成的基石；同时，也形成了建立在华屋与棚户之上的克里奥尔文化。这一文化的主体，乃是糖厂主人和工头对黑人妇女实施性暴力后所诞生的新混血群体，黑白混血（mulato）。这一群体，尽管先祖在非洲，却在融合进当地环境的过程中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化。他们出生在巴西，自幼学习葡萄牙语，不是刚被卖来的“愚蠢的黑人”，不是欧洲人，不是印第安人，也不是马穆鲁克。为了让自己从“无人状态”中解脱，他们被迫创造出新的身份。
克里奥尔文化
黑人文化为巴西文化的形成做出重大贡献。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穆拉托人重新创造了非洲的世界观、仪式、音乐和美食。他们改造基督教的仪式，保存原始信仰中的精神，使得巴西文化具有了独特性。此外，这些被贩卖到巴西的黑奴来源不一，非洲大陆本身语言环境也相对复杂。这就导致这些人彼此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他们需要和来自葡萄牙的工头沟通，于是学习了葡萄牙语，并使其在说土著语言（nheengatu）的马穆鲁克人中传播。他们还用非洲词汇丰富了葡萄牙语，而这也成为了巴西葡语的特点。
在葡萄牙人、土著人和非洲人的冲突性相遇中，巴西人的核心已经形成：马穆鲁克人和穆拉托人，而且基数很大。1850年之后，由于禁止奴隶贸易，咖啡庄园的劳动力问题日趋严重，巴西尝试引进欧洲劳工以解决这个问题。尤其在奴隶制彻底废除之后，巴西大规模地引进了欧洲移民，他们主要来自于德国和意大利。这些来自欧洲的白人移民成为巴西人种和文化上的又一组成要素。
由于巴西疆域辽阔，生态条件和生产方式不同，原始的核心差生了不同的地域性群体。这些群体具有基本的文化同质性，但也发展出适合自身地区的特征。达西·里贝罗认为，巴西出现了五种伟大的文化，各不相同却又相辅相成——分别是黑人巴西、印第安巴西、腹地巴西、乡村巴西和南部巴西。
讲座的第二部分围绕文学如何影响和反映国家认同的形成展开。在闵雪飞老师看来，巴西文学是世界上民族性最强的一种文学。就像著名学者安东尼奥•坎迪多（Antonio Candido）所说，巴西文学的根本特点是“对民族生活整体上的承诺”。在巴西历史的两个重要节点上，在文学领域也分别出现了相应的激变。
1822年，巴西脱离葡萄牙，宣布独立。然而，和南美其他通过自下而上的民间革命实现独立的国家不同，巴西的独立是自上而下的，没有广大民众的参与。因此，政治方面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在文化上和原来的宗主区分开来，激发一种共同情感，就成为了浪漫主义整整一代作家的“使命”。
若泽·德·阿伦卡尔（José de Alencar）是巴西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归化”了欧洲浪漫主义思想，利用了对历史的神秘化，奠定了巴西身份意识。阿伦卡尔围绕两方面构建巴西文学的独立性：一是强调葡萄牙人对热带地区的适应过程，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文明；二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利用一些土著形象和文字，构成一种具有独创性的本土叙事。这些都集中体现在他的小说《伊拉塞玛》中，而书名“Iracema”也是“美洲”（América）的易位构词。书中，美丽的印第安公主伊拉塞玛和高贵的葡萄牙勇士马蒂姆（Martim）结合，诞生了莫阿西尔（Moacir，痛苦之子），以此象征巴西人的起源。这样，巴西人可以为其先祖而自豪。但这种结合更多是精神上的，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对土地的爱和对巴西身份的自豪感构成了印第安主义（indianismo）的核心，展现了一个热爱土地、热爱集体的巴西人的正面形象。
若泽·德·阿伦卡尔（José de Alencar）
尤克里德斯•达•库尼亚(Euclides da Cunha)则以内陆的“腹地人”为基础，孕育出一种新的“巴西人”概念。在其代表作《腹地》（O Sertão）中，海岸和腹地之间的对立非常明显。尤克里德斯认为，生活在腹地的巴西人是真正的巴西人，他们勇敢、坚毅、诚实、可敬、强壮，而海岸人注定会堕落——海岸的居住者主要是圣保罗的冒险家和反叛的工作狂。腹地人种族上的弱点，相对而言没有那么突出，应该成为巴西民族性构建的核心。
尤克里德斯的同时代人，文学评论家西尔维奥·罗梅罗（Sílvio Romero），也受到了19世纪唯科学论思想的熏陶。他的思想对讨论巴西的民族性格也十分重要。对于他而言，真正的巴西人由五个要素构成：葡萄牙人，黑人，印第安人，物理环境和异者模仿（imitação estrangeira）。他认为，所有人都是精神上的混血，共同生活的不同种族之间发生的“文化同化”。他承认黑人的重要性，但这也意味着巴西种族天然的劣根性。对此，他提出“人口漂白”策略，通过引入欧洲黑人，改良巴西人种。
总体而言，在浪漫主义时期，巴西民族性格的思想获得了一种乐观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在现实主义阶段变成了悲观主义；那么到现代主义中，文学上出现一种相对突奔的欢迎态度，拒绝用“欧洲人的眼光"看待巴西。
从现代主义运动开始，巴西文化进入了一个社会与思想层面重要变革时期。民族主义主题成为了这些运动的联系。1920年的现代主义运动，使得造型艺术、音乐、美学和文学上在观念上发生重大断裂。而1930年革命开始了政治层面的断裂，民族主义加上现代化进程，使得政治阶层不得不反思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保罗·普拉多（Paulo Prado）在1926年至1928年之前出版了《巴西肖像：巴西忧郁的书写》一书中，提出了巴西民族形成的问题。该书一共分为四章：情欲、贪婪、悲伤和浪漫主义。对他来说，来到这里的定居者不仅是为了追求富足，也是为了在一个道德界限尚不明确、在秩序与无序之间摇摆不定的国家中，追求生活自由所带来的感官享受。普拉多认为，这种行为与土著人的习俗是不谋而合的，土著人就生活在无休无止的肉欲中。欧洲探险家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贪婪，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快速致富。在巴西发现金子，让这群卑鄙的人暴富，但这同时也是巴西的殉难。保罗·普拉多的开创性就在于没有把巴西的问题转移到印第安人或黑人身上，而是指出了这是“混血”或者“杂交”本身的缺失，“杂交”让个体更容易染上不良的嗜好或者心理疾病。
保罗•普拉多《巴西肖像：巴西忧郁的书写》
20世纪30年代两位伟大的学者，吉尔贝托·弗莱雷（Gilberto Freyre）和塞尔吉奥·布阿尔克·德·霍兰达（Sérgio Buarque de Holanda），也加入了这种对于文化心理的讨论之中。吉尔贝托·弗莱雷分析了促成巴西民族身份构成的历史和心理条件，否定了“混血”令巴西民族低下的说法，肯定了混血的积极因素。例如，巴西人的“善良”，是从“黑人奶妈”（ama-de-leite）那里继承的“欢乐”，是“黑人的另一种心理影响”，这将有助于平衡巴西人从葡萄牙人和印第安人继承的“悲伤和忧郁”。至于情欲，吉尔贝托-弗莱雷认为，这是印第安人妇女的“高度性欲”与葡萄牙男人的“高度性欲”结合。而鉴于黑人作为奴隶的状况，他的角色会被动得多。
在霍兰达的《巴西之根》中，没有种族的心理相关的讨论。霍兰达不关心巴西人性格的人种学根源，而是将焦点转移到巴西父权制家庭与国家的关系上。他认为，家庭生活形成的关系为社会构成提供了强制的模型。在他对巴西人性格的描述中，“亲切”（cordialidade）作为一个显著的特征出现——巴西人优先考虑感情关系而不是理性。这种特点也从家庭进入到了社会生活中。
而在文学上，现代主义者马里奥·德·安德拉德（Mário de Andrade）以《马库纳伊马》（Macunaíma，1928年）建立了一个代表巴西人起源的叙事。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一个没有任何性格的英雄。马里奥·德·安德拉德生活的那个时代，巴西尚处于一个没有能力发展自主文化的时代，只能使用欧洲的模式。但是他认为，巴西文化应该有别于其他文化，从另一角度入手，形成种族整体性。要完成文化实体的实现，巴西就要通过混合各个地区的所有口头文化来完成——这就是他创作《马库纳伊马》的初衷。马里奥·德·安德拉德搜集了各个地区的传说、民俗、信仰、风俗、语言、食物、动物和植物，将各种文化和宗教表现形式混合在一起，从而呈现出一种一致性，进而创造出了马库纳伊马，作为巴西人的模版。对马里奥来说，巴西英雄的性格缺失，代表一个仍在形成中的性格，代表巴西文化及其未完成的性格。因此，在马库纳伊马身上，没有不可改变的性格特征，就如同巴西的文化心态一样——在他这里，作家看到了无数变化的可能性。
《马库纳伊马》的“英雄”事迹靠的是“狡诈”的成就，而非英勇。马里奥以一种反思性的、滑稽的、消解经典的方式创造了一个没有性格、懒惰、胆怯的英雄，或说是反英雄；他创造了对立，从而与西方世界的各种主流思想分道扬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