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5日晚，“文明之间”系列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七十八期在线上以直播形式举行，主题为“近代早期东南亚的贸易港口和社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陈博翼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谢侃侃主持。
本次讲座由四个部分展开。陈博翼老师首先介绍了近代东南亚研究的背景，其次解析了华人与欧洲人势力在东南亚地区分布的特点。逐一介绍了近代早期东南亚地区港口社区的基本特征后，陈老师梳理了这一区域研究的既有范式和主要议题，并展望了未来研究突破的前景。
东南亚地区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风下之地”，其自然环境受到季风影响，由此发展出的定期贸易也塑造了当地的社会结构。陈博翼老师提醒我们，东南亚现代国家的格局与历史上差距较大。印度、波斯、阿拉伯、中国和日本都曾经对这一地区造成很大影响，西方殖民地的划分和宗教的扩张，也对我们理解东南亚的历史至关重要。
陈博翼老师概述了这一地区近代早期的基本状况。1500年左右，这一地区行政中心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人口增长相对平稳。不同国家对地区航海的理解差异很大，越南和占婆的航海经验丰富、绘图精度很高；暹罗人缺乏一手经验，航海知识相对较差；中国人则在“下南洋”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对地理和航线的理解。
讲座第二部分，陈博翼老师解释了华人与欧洲人势力在东南亚地区的分布特点。华人势力遍布南洋，但基本呈点状分布，深入内陆发展比较晚近。不同时期，华人分布地点不同，以闽南人为例，其在越南中部的会安等地、暹罗湾西侧到东侧、新加坡、吉隆坡和马来西亚东部均有拓展。地点不同，特点相同，那就是扎根航路核心节点的社区，把控利用相关航路。
他们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结合当地政治议程发挥自身作用。例如明清易代时期的抗清将领陈上川、陈安平，积极配合越南统治者进行向南拓展和垦殖活动。在海岛地区，华人的影响力也很大，但主要体现在和本地土酋的结合和商业活动上。华人发挥影响力的另外一种方式是货币输入。大量的中国铜钱在东南亚流通，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称之为“地区日益商业化最基本的润滑剂”。蒙古征服、郑和船队和云南地区伊斯兰教徒的迁移都促进了中国制钱在当地的流行。
欧洲势力的影响也可以追溯到他们建立殖民政权之前，主要途径有四：“黄金”、传教、香料和商贸。所谓“黄金”，指黄金、白银等贵金属。西班牙人在1545年发现了南美的波多西银矿，廉价贵金属涌入，把东南亚更深地卷入了世界贸易体系中，包乐史（Leonard Blussé）将白银称为东南亚国家的“特洛伊木马”。传教活动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为代表，欧洲的扩张、底层的伊斯兰化进程和基督教的传播相互结合与影响。贸易的香辛料则主要包括胡椒、丁香、肉桂和肉豆蔻。这种商贸活动也影响了当地的社区格局。1687年的阿瑜陀耶，其城外区隔就已清晰地显示出各国商人等分区聚居的格局。
而后进入本讲的核心内容。从大陆到海岛地区，陈博翼老师逐一介绍了1600年前后东南亚十余个重要港口社区的基本情况。其时，这一地区的海道和陆路已经相当发达，形成了复杂的贸易网络。按照人口体量，不同社区可以分为三个量级：最大的城市人口可达15-20万，包括升龙、阿瑜陀耶和马打兰，亚齐、望加锡和万丹等第二类城市的人口数量高峰时接近10万，北大年、金边、万象等第三类城市的人口数量在2-5万。
1600年前后东南亚地区的主要海道和陆路
第一部分介绍越南。北、中、南三个地区的商业城市分别是庯宪、会安和河仙。会安位于越南中部秋盆河，在16世纪郑阮争雄的“南北朝”局势下，阮氏主动推行南向政策，允许外国商船来此交易，建立了相当完善的制度。当地物产丰富，与中国的贸易传统深远——清朝即使在闭关政策下也特许与安南交易。日本人、荷兰人、葡萄牙人和法国人也在此进行贸易活动。南部的河仙则被称为“小广州”，来自粤西的鄚氏在当地建立了港口国，受到阮主的承认，繁荣绵延了百余年之久。
日本名古屋情妙寺（The Jomyo Tempel）藏有茶屋船“交趾国航海图”，描绘1602年会安广南营图，内有日本人町和中国町，日本町是日本人居住地。
第二，菲律宾重要的城市是宿雾、马尼拉。宿雾是当时菲律宾中部的中心，西班牙人首先在当地开展活动，随后继续向北部推进，1571年建立了殖民城市马尼拉。马尼拉是西班牙在远东的堡垒型据点和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1595年成为菲岛首都。城市分南北两个区域，当地华人居民主要聚居在岷伦洛（Binondo）；本土居民与西班牙人的混血儿梅斯蒂索（Mestizo），因皈依了天主教，可以居住在南部的核心区域王城（Intramuros）中。透过城内格局的形成与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地区势力的复杂变化与博弈，经济活动的相互依赖性也在其中展现无遗。
第三组城市是马六甲（旧译满刺加）、槟榔屿和新加坡一类，这是来往南北的交通要地，也是“为贸易而生的世界”。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改变了整个区域的贸易格局，亚齐苏丹也几度争夺此地。但它的重要意义不止于此。如万志英教授（Richard von Glahn）所指出，马六甲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商品中心（emporia）”，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港口政体”（port polities） 。
下一组城市则包括暹罗的阿瑜陀耶（或称“大城”）和北大年（或称“大泥”）。北大年即“Patani”，意为“这个海滩”。当地由女王统治，多国商人来此贸易。而阿瑜陀耶是泰国早期历史中重要的一环，是阿瑜陀耶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欧洲商人和华商都从暹罗湾河口溯流而上，来到阿瑜陀耶进行贸易。暹罗当地推行的萨克迪纳制使得华人很容易获取贵族头衔，华人米商实质上成为皇家贸易代理人，社会地位较之其他地区更高。
第五部分介绍的是东南亚地区重要的伊斯兰王国——亚齐苏丹国。亚齐人族源为占族，实力强悍，持续参与争夺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权，其宫廷也曾为伊斯兰学术和贸易的中心。到20世纪初，荷兰人才实质上控制了亚齐的全境，所谓荷属东印度的形成其实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伊斯坎德尔·穆达统治时期（1608-1637）亚齐苏丹国领土范围
转入海岛地区，第六部分的万丹和巨港两地与中国颇有渊源。万丹的大市场位于东城边，地处滨海，1600年前后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跨过海峡，在加里曼丹，客家人罗芳伯建立了兰芳大统制共和国，实质上是中国村社与客长制度的结合。他组织移民开矿，其治下的婆罗洲（浡泥）也有一些港口城镇，山口洋、坤甸是其中的代表。
罗芳伯等所建兰芳大统制之疆域与交通及关系详图
第七部分则是爪哇北部的港口，包括巴达维亚（雅加达）、淡目、三宝垄、杜板、锦石、泗水。它们都是当时的海港社区，商业活动颇具活力。以巴达维亚为例，巽他王国、葡萄牙人和回教徒曾经相继占领并建设此地，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又增建规模。当局还任命了甲必丹（kapitein）、雷珍兰（luitenant）为首的华人建立了一个代理系统，18世纪达到鼎盛，留下了大量诸如《公案簿》之类的档案。对巴达维亚的研究涉及到整个荷属东印度的统治系统，蔗糖工业以及与之相关的红溪惨案等事件，都已经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巴城华人公堂《公案簿》 包乐史著《巴达维亚华人与中荷贸易》
最后，陈博翼老师介绍了望加锡和摩鹿加群岛。望加锡是控制苏拉威西地区的交通要道，一度成为海岛香料贸易的中心，荷兰人与戈瓦苏丹国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终将它纳入荷属东印度的版图。地方的货币铸造、族群迁移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讲座第四部分，陈博翼老师就“不同社区碎片化的资料如何整合为这一地区的历史解释脉络”的问题展开探讨。陈老师指出，这一区域在近代早期存在着一定的水路依赖。到17世纪，大量稻米依然依赖海上进口。荷兰历史学家范·勒尔（J. C. van Leur）就抽象出“爪哇式”和“苏门答腊式”两种对偶的类型：前者为农业国家，有发达的科层制体系，代表如满者伯夷、马打兰；后者则控制海洋权力，委派他人进行社区统治，形成“霸主”式的政治结构，这一类型包括三佛齐王国等。
这种二元结构同样有互动交流的一面——海港能够获取大量资源，而陆地则为海港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二者之间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交换体制。以此为中心，在范·勒尔和沃尔斯特的基础上，美国学者布朗森（B.Bronson）提出了“河流流域脉络体制”的解释框架。
本讲最后，陈博翼老师总结了东南亚研究目前的核心范式和议题，并展望这一领域的前景。他表示，当下热点议题包括对船只、人员和信息往来的研究，中外关系史、欧洲扩张史或东南亚对外关系史，地区商业网络研究，国际关系范式中陆权和海权的探究，货币体系及其交流，移民、交融史，以及本地社区史。目前来看，货币体系的研究最为困难，数量也最少，主要难点在于材料零散而不成体系。移民、交融史和本地社区史则是当下新兴、比较有活力的领域，但我们仍可以尝试用不同的理论介入其中，并透过这些议题进入国家历史的脉络中，甚至与区域史、全球史理论展开对话。
陈博翼老师总结到，安东尼·瑞德两卷本的巨著《东南亚的贸易时代 : 1450–1680年》已经是区域史研究的经典，他也期待着新一代学者突破当前的范式，超越瑞德，走向更为布罗代尔式的整体史解释框架，走向更加深远的研究，加深对我们对东南亚地区历史脉络的理解。
随后，谢侃侃老师对陈博翼老师的讲座进行了简要的点评。谢侃侃老师认为，陈博翼老师分享的内容丰富，这一地区的研究更充满了无限的可能。陈老师的演讲有意识地采用了与欧洲中心主义完全不同的叙事方式。在殖民历史的叙述中，1511年、1571年和1595年通常被视为重要的时间节点，而陈老师的讲座揭示了东南亚地区在此之前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一批港口社区。此外，华人的移民与欧洲的殖民扩张也相伴相生，我们不能忽视不同族群在这一地区的复杂的互动与融合。
谢侃侃老师也提出，如果转换视角，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1600年左右东南亚远没有进入欧洲殖民时期，将它标记为殖民统治的开端，只是后来人的书写与想象？陈博翼老师则回应，从不同层面、不同地区的历史进程来看，答案非常复杂。但1600年前后确实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可以被称为新时代的开端。此外，欧洲殖民者的介入限制了历史发展的其他可能性，在区域格局体系建立的意义上，殖民活动还是应该被视为区域历史、政治和经济结构重要的转折点。陈老师也强调，区域历史研究有多个不同的层面，开展多层次、不同程度的讨论，能够不断深入对区域历史的认识。
互动环节，陈博翼老师还就转口贸易、陈上川研究、亚齐华人的处境、港口兴衰的历史解释和东南亚地区的民族融合情况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解答。陈博翼老师特别指出，民族融合需要在不同的尺度上具体研究，不同的理论也可能带来各异的视角，必须跳出自身的前见，在细致的历史观察中寻找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