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12日下午，“文明之间：欧洲文明的多元性”（“文明之间”系列第三期）首场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196期在线举行，主题为“古典希腊文明起源中的东方因素”。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晏绍祥主讲，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新刚主持。

本次讲座，晏绍祥老师首先解析了古典希腊文明的根基与核心——城邦制度的特征，而后介绍其起源。在此基础上，晏绍祥老师讨论了东方因素在希腊文明起源中的影响路径和具体作用。

讲座伊始，晏绍祥老师强调了城邦在希腊古典文明中的根本性地位。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观察城邦的特征：城邦首先规定了一个人的身份，城邦公民与其他非公民群体判然有别。整个公民群体是国家的主人，最重要的社会财富——土地也只有公民才能拥有。军事上，城邦依靠公民来保卫，公民就是士兵；城邦也是宗教团体，城邦宗教很大程度上是“公民的宗教”；希腊文化亦与城邦关系密切，城邦渗透到希腊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在亚历山大帝国建立之后，亚里士多德依然将城邦视为最重要的人类团体，是人类美好生活得以实现的基础。

不论政体如何，城邦最高治权一定寄托于公民团体。城邦政治采取轮番为治的原则，公民享有一系列基本的政治权利，通过出席公民大会参与重要的政治议题与司法事务。城邦中没有常备军和警察，暴力分散在公民群体中，不为国家所独占。在治理原则上，希腊城邦必然实行法治，政治领袖必须严格地在习惯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事。因此，城邦天然偏向于民主，无论希腊诸城邦政体的具体名目如何，它背后都有公民集体的支撑，具有一定民主的成分。

其次，晏绍祥老师探讨了希腊城邦的起源。城邦何时兴起？摩西·芬利（Moses Finley）认为，城邦起源于荷马时代。维克托·埃伦伯尔格（Victor Ehrenberg）则提出，城邦在公元前8世纪后期已经出现，其中，斯巴达的城邦起源或许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

城邦不是希腊人天然采用的国家体制，青铜时代的希腊国家以宫廷为中心。青铜文明的崩溃是城邦出现的基础，在迈锡尼世界的废墟上兴起的小型共同体可以视作城邦的起源。黑暗时代出现了如尼科利亚、雅典、勒夫坎地等小型聚落，其规模较小，没有阶级分化的迹象。据考古遗址推测，这些共同体中的首领权力有限，没有形成世袭体制。其中的农民从迈锡尼时代再分配的经济体系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自主的小生产者，这些自由农民正是构成后世希腊城邦公民队伍的基础。

晏绍祥老师指出，在黑暗时代的小共同体中，领袖生活在追随者中，与后者关系密切。权力缺乏隔绝所造就的神圣性，首领需要成为会做事情的行动者与会发表议论的演说家，以此争取追随者的支持。他的地位不高，只不过是“一个比较富有而能干的农民”。到公元8世纪或稍早前的荷马时代，出现了萌芽中的城邦形态。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就是此种典型的全能者形象。

从萌芽时期到古典时代，城邦这一形式还经历了古风时代二百余年的变迁，逐步走向成熟。王权逐渐从历史舞台上消失，贵族政治取代了巴赛列斯的统治。也正在此时，公元前8世纪到6世纪，希腊人发动了大规模的殖民运动。殖民运动缓解了地区的人口压力，保障作为城邦经济基础的小农经济能够长期维持，同时吸收了域外文化，与东方、西方不同的文明进行接触。城邦兴起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平民与贵族的冲突，最终，平民通过各种手段取得了政治权利，得以与贵族平起平坐。到公元前6世纪，希腊城邦基本形成，贵族时代被压制的普通人，在城邦中拥有了重要的公民身份。

梳理了希腊古典文明兴起、成熟的过程，晏绍祥老师进而考察了这一过程中东方因素的具体作用。许多古希腊作家的笔下都有关于东方的记闻，他们还认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家来库古和梭伦都曾到过埃及，甚至从埃及学习了法令制度。根据他们的记叙，希腊人对东方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东方有早于希腊的埃及、巴比伦等古老文明。

现代古典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东方因素对希腊文明的影响。20世纪初即有学者提出希腊文明中包含着丰富的亚洲因素，其中西亚、埃及文明对欧洲文明起源的影响尤为显著。20世纪60年代，约翰·博德曼（John Boardman）提出希腊人在殖民的过程中“向东方学习，向西方传播”。他又在《阿尔明那与历史》一书中进一步申说了自己的观点，以物质文化的东方化为中心，探讨了公元前9世纪兴盛的“东方化革命”。

在他之后，默里（Oswyn Murray）将艺术史领域的“东方化时代”（the Orientalizing Period）概念引入历史研究中，认为公元前750-650年一个世纪间，希腊艺术中的自然主义风格、宗教系统化的趋势和字母与文字的出现都受到了东方的巨大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学者贝纳尔（Martin G. Bernal）陆续出版了三卷《黑色雅典娜》，希望证明希腊文化是东方文明影响下的产物，引起了很大争议。德国学者伯克特（Walter Burkert）则先后出版了《希腊宗教与文学中的东方化时期》（1992年英译本出版时，译者径译为“东方化革命”，即本书中文版的书名。）、《巴比伦、孟斐斯、波斯波利斯：希腊文化的东方语境》等著作，从不同方面详细介绍了东方文化影响希腊文化的路径。到90年代，不同学者先后提出“地中海共同体”的概念，继续关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联系。

晏绍祥老师指出，希腊和东方的交往自青铜时代以来一直存在，但在青铜时代末期一度中断，公元前10-9世纪又开始恢复。晏绍祥老师认为，这一时期铁和冶铁技术的传入最为重要，小农经济因此成为可能，进而促成了希腊城邦的兴起。阿尔明纳是希腊与西亚交流中重要的贸易节点之一。反映在艺术风格上，公元前8世纪末到7世纪，希腊陶器出现了新的装饰主题，即产自亚述的狮子、豹子等猫科动物捕猎的场景。来自东方的制品被运输到希腊，希腊人学习西亚技术工艺，更从西亚引入了鸡这一新物种，名之为“波斯鸟”。

西亚之外，埃及文化对希腊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希腊人对埃及的认识至少可以追溯到荷马时代。公元前7世纪，希腊人已经在埃及定居，甚至作为雇佣兵出现在埃及。希腊人学习了埃及雕刻、神庙建筑等技术。希罗多德甚至认为，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从埃及传入希腊的。此外，不少希腊神话很可能有其东方渊源。阿多尼斯崇拜由腓尼基传入，又经过了希腊人的改造；胡里特人的库马比神话很可能进入了希腊神话中，影响了赫西俄德《神谱》的写作。一系列希腊文学故事也能够找到东方对应。但文本流传和影响发生的具体机制仍不明确。

字母文字则毫无疑问是腓尼基对希腊人的贡献。希腊与腓尼基字母表的书写顺序一致，希腊字母的名称也是从腓尼基接受而来。希罗多德认为卡德摩斯寻找欧罗巴，将字母文字从腓尼基带到希腊。他的故事年代显然太早，但可能是希腊历史记忆的反映与改写。反映了希腊人从腓尼基学习的基本事实。

谈及东方因素对希腊文化影响的具体程度，晏绍祥老师强调了希腊人学习东方文化时的选择性：希腊人并未全盘接受东方文化，只会选择合适的因素接受，而且他们对学来的具体内容往往会加以改造和完善。无论希腊艺术、建筑或神话，尽管吸收了东方文化，但绝非对模版的简单照抄，而是融入了希腊文化独有的特征。此外，希腊的科学知识虽然仰赖于东方，却能将之普遍化、公理化。晏绍祥老师还认为，在政治方面，希腊人吸收的东方因素最少——他们的城邦制度与东方的帝国模式截然不同，对法律、统治者与公民之关系的理解也与东地中海诸文化大不相同。

最后，晏绍祥老师总结道，古风时代以来，希腊的确多方面、大量吸收了东方的文化成就。东方文化对希腊人的影响在希腊文明成熟以后也始终延绵，未曾断绝。如果没有东方文化在技术、思想和制度诸层面林林总总的影响，希腊文明不再是希腊，或说至少失去了许多光辉。

但希腊人的吸收也具有强烈的选择性，我们不能忽视希腊人没有接受的东方文化的方面。在黑暗时代这一城邦孕育的关键时期，正是东方影响最小的时期，到与东方恢复联系时，城邦已经萌芽。建立在独立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城邦制度，政治上的公开性，受其影响的政治、法律、政治思想和哲学等成就，必然是希腊独有的产物。而希腊文明的成就，大多与城邦有关。来自东方的因素，始终只是对城邦社会固有趋向的补充与强化。诚如伯克特所言，“希腊足够幸运，离东方够近，可以享受东方文明的诸多成果，却又够远，远到不会受到亚述等大帝国的统治，可以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古希腊文明不是奇迹，但也不是西亚和埃及文明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