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3日下午,“书志与书史”系列讲座“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考鉴”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王家葵主讲,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金石组熊长云主持,清华大学历史系马楠评议。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刘涛、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刘绍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孟彦弘、副研究员王天然、清华大学教授刘蔷、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卢芳玉、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史睿等出席。
讲座伊始,熊长云对“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残卷)”的重要性作简要介绍。该书法文物在北宋《宣和书谱》、明代丰坊《书绝》、清代《墨缘汇观》中均有记载;清代初年入藏故宫,在《石渠宝笈》中被标记为乾清宫藏书次等“元”字号。同时,“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残卷)”对研究唐代王羲之书法及其流传有着密切关系。此外,其书体特点与宋代的官文书具有高度相似性,“赵模千字文”极有可能是当时书写规范的参考底本之一——这为我们提供了讨论唐宋书法和宋代官文书的新视角。
讲座第一部分,王家葵教授根据“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残卷)”所存信息,证明现存实物与古代著录具有同一性。他首先介绍了赵模其人与现存纸本手卷的情况。赵模是唐太宗(六二七至六四九)时翰林供奉搨书人,远不及同时供职于弘文馆的神龙本兰亭序摹搨者冯承素为人所知。赵模兰亭没有传下来,但赵模集王羲之书法的千字文还流传在人间。现存的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纸本手卷纵约26厘米,横约170.2厘米,共约530余字。字迹采用双钩填廓而成,起“东西二京”,讫“焉哉乎也”,是《千字文》的后半段。从每行上半残损1-3字来看,有过火烧痕迹。卷后题跋可分为古代题跋和近代题跋两部分:前者包括元代滕宾、夏克复,明代吴宽、徐寓、范允临,清初徐枋的题跋;后者包括罗恽、罗振玉、梁启超、庄蕴宽、王国维、王大燮、于右任的题跋。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在1921年由罗恽收藏,经丁念先转手,至2011年现身拍卖。这段历史清晰可考,但若向前追溯,其“身份性”需要考证。
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纸本手卷(局部)
接下来,王家葵教授按照由近至远的顺序,抽丝剥茧,对“赵模千字文”进行身份鉴真。关于“赵模千字文”的最晚著录应当是《石渠宝笈初编》卷五,但卷子上没有任何一枚可以证明其“石渠宝笈出身”的印章或其他痕迹。于是,王家葵教授从题跋入手进行考证。徐枋跋文后有三枚徐枋的印章,第三枚白文“俟斋昭法”之下,几乎相同间距处还钤盖了一枚“备卿鉴赏”的印章。对此,王家葵教授指出,如非特别留意,这甚至可能被误认为是徐枋的第四枚印章。经考证,“备卿”是满洲斌良(1783-1847)的别号,此人官至刑部侍郎,授驻藏大臣,嗜书画,鉴藏颇富。但藏于深宫,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的“赵模千字文”是如何被活动于嘉道年间的外臣斌良收藏鉴赏的呢?
《石渠宝笈初编》卷五(局部)
回到本卷被火烧这一基本史实,王家葵教授认为,《清史稿》卷四十一记载的“嘉庆三年二月丙子,京师乾清宫火”应当是“赵模千字文”遭遇的那场火灾。《石渠宝笈初编》卷一至卷九为乾清宫藏品,其中的绝大多数没有流传下来,想必是毁于此次大火,但火灾中的残本是如何被处理的却不得而知。台湾故宫博物院昌彼得先生在《宋广东漕司本<集注杜詩>——希珍际遇殊惊晚,尤物闇章固有时》一文中提到卷子“很有可能是煨烬之余而为宫人盗出售于市”。王家葵教授认为,“赵模千字文”可能也属于这种情况。结合斌良“备卿鉴赏”的印章,则可推测此卷出宫时间应为嘉道年间,原因很可能与嘉庆二年乾清宫这宗失火案有关。同时,这也可以解释本卷上见不到任何一枚乾隆内府收藏印了——可能皆为出宫后被刮削掉了。至于备卿印章的位置,似是故意混淆视听,使人们误认为是徐枋之印,也恰好符合其拿到被偷运出宫的书卷后既想留下印记又怕牵连性命的微妙心理。据上,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现存之卷就是《石渠宝笈》中著录的那一件,但其题跋是否是原件还需再加考证。王家葵教授介绍,明末汪珂玉《珊瑚网·书录》卷一所录“赵参军摹晋千文”的题跋信息与现存纸本上的内容基本吻合,并且又比照了吴宽、徐枋等印章在其他地方出现的样态,基本可以保证本卷跋尾部分与相关著录完全吻合。
徐枋跋文之末三枚本人的印章及斌良“备卿鉴赏”的印章
时间再往前推进,在清代《石渠宝笈》收录之前,“赵模千字文”是否为历代著录的原件呢。王家葵教授介绍道,本卷在16世纪中叶由苏州吴邦桢刻帖(有关刻帖的文献记录也见于《书绝》、《碑帖纪证》与《弇州四部稿·碑刻墨刻跋》)。“赵模千字文”的刻帖,即使是翻刻本也十分罕见。目前寻得两种拓本:一是《书品》杂志所载《集帖》本,二是日本苏峰德富(1863-1957)藏本。通过对比翻刻本与本卷,我们可以得出以下递进结论:一,现存墨迹应该是刻本的“底本”;二,即使是翻刻本,也传递了墨迹原本的基本信息;三,墨迹本已经残损的部分可通过刻本来补配。由此,王家葵教授认为,本卷(包括正文)是明代收藏家史明古以来所收藏著录的原件。
“赵模千字文”的翻刻本之一:《书品》杂志所载《集帖》本
王家葵教授表示,本卷的历史还可以上推到元代。首先,元代的题跋乃至《宣和书谱》赵模条提到内府收藏“模集千文”。更重要的是以下两条实物证据:一是本卷有疑似贾似道的印章残痕;二是结合刻本来看,“赵模集千字文”中“匡”、“殷”、“贞”、“敬”和“竟”五字有缺笔。避宋太祖赵匡胤祖父翼祖赵敬、宋太祖赵匡胤、宋太祖之父宣祖赵弘胤、宋仁宗赵祯的讳和嫌名,可确定缺笔时间下限为宋仁宗时代。除了缺笔,墨迹本上还有四字被加朱圈。南宋刻书遇讳字,除缺末笔外有时还会加以墨圈。王家葵教授特别指出,“桓”字也有朱圈,只不过不太明显。并且,观察墨迹残卷上缺笔的“匡”字,其末笔是被刮削而非空缺未书,由此可以排除本卷是宋人临摹制作的可能性。王家葵教授指出,关于“赵模千字文”的文物学鉴定目前只能到此,还有很多疑问没有解决——如缺笔、加圈的必要性、该卷在唐宋的影响力、该卷是否为赵模所集等。
贾似道的印章残痕
讲座第二部分勾勒“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研究的学术意义,揭示赵模制作集字千字文的本意,以及此千字文书法与宋代诏敕字体的关系等。
首先,还是要进一步确定“赵模千字文”的成书时间。王家葵教授指出,最早著录“赵模千字文”的是日本来唐僧人最澄的《法门道具目录》。此目录中记载的书法作品大多是最澄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带回日本的,目录中记载、的“赵模千字文大唐石摺”即“赵模千字文”的石拓本,可以证明的一点是,唐代贞元年间已确有“赵模千字文”。但要保证该作品并非是贞观到贞元这一百五十年间由他人用赵模之名杜撰而来的,则还需要对赵模和所谓“集字”行为作进一步研究。王家葵教授介绍,赵模的真迹除了唯一的碑刻以外,还有唯一的一行书法真迹保留在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国诠的《善见律》中——“右內率府録事參軍事臣趙模監”。对照“赵模千字文”的结衔“太子右監門府鎧曹參軍事”来看,前者的级别是正九品上,后者的级别是正九品下。王家葵教授认为,以职事官阶大小而论,赵模任太子右监门府铠曹参军当在作太子右内率府録事参军事之前,即“赵模千字文”制作完成应在《善见律》之前,也即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之前。
日本来唐僧人最澄的《法门道具目录》(局部)
接下来,王家葵教授主要探讨“赵模千字文”的字源以及它与《兰亭序》的关系。王家葵教授认为,《兰亭序》是赵模使用的主要资源,字迹与《兰亭序》冯承素本高度接近。通过检核“赵模千字文”中134个《兰亭序》字,字迹与冯承素本基本一致的有82字;特别选取了“觴”、“茂”、“林”、“蘭”、“詠”五字,与冯本对照,字迹几乎一致。此外,赵模未用的《兰亭序》字亦有52个之多,足见其手中掌握有足够数量的王羲字迹。随后,对比“赵模千字文”与《兰亭序》冯本、褚本、虞本和定武本的字迹,王家葵教授现场展示了选取的26个字。可以发现,四个兰亭本之间并不完全一样,甚至比“赵模千字文”与它们的差异还大。王家葵教授认为,《兰亭序》不同版本之间的诸多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实证解答,但若以“赵模千字文”为参照,冯本是与之最为接近的。如“興”字在《兰亭序》四版本中差异甚大,此字上半“同”字左侧,除冯本外,皆为两竖,冯本为一竖;“赵模千字文”亦为一竖,笔势与冯本接近。王家葵教授由此设想,“赵模千字文”与冯本皆摹自同一份《兰亭序》底本,甚至就是内府所藏的真迹,故字迹结构乃至细微特征都保持一致,但由于搨书者对于字的体会不同,冯本飘逸而“赵模千字文”相对凝重。据此也可以猜测,赵模搨书是将其作为标准字范,故而省略或简化了过度飘逸的痕迹。其他《兰亭》本恐怕都是临与摹兼用,故字体结构差异较大,有些本子经过多次复制辗转,细节改变较多。
不同《兰亭》本部分字的字迹对比
除了来源于《兰亭序》以外,“赵模千字文”的字还来源于当时内府收藏的王羲之法帖,即《法书要录》卷三中褚遂良所编的《晋右军王羲之书目》。《平安帖》以“此粗平安”开首,与《右军书目》行书第十七卷所记“此粗平安”相合。《平安三帖》共九行六十余字,与“赵模千字文”相同或接近的字有“平”、“安”、“載”、“百”和“霜”五字。今存《快雪时晴帖》摹本四行二十八字,虽与《右军书目》行书第十一卷所载的行数有差异,但其“結”、“次”两字与“赵模千字文”相近。《孔侍中帖》中的“信”、“書”、“懸”、“故”四字也与“赵模千字文”相近。除墨迹外,在刻帖和拓本中也有一些相似度较高的例证,如《右军书目》行书第八卷中所载“谢范新妇得富春还疏,十行”,即《谢范新妇帖》。据《宝晋斋法帖》对比其刻本,“寂”字与“赵模千字文”完全吻合;又如《官奴帖》中的“女”、“玉”、“脩”、“訓”、“誡”、“官”、“道”和“生”八字与“赵模千字文”相同或相近;再如《建安灵柩帖》,根据《淳化阁帖》和《宝晋斋法帖》中的刻本对比,“建”、“靈”、“慈”和“慕”四字与“赵模千字文”相同或相近。王家葵教授认为,这与赵模的身份以及“赵模千字文”的制作时间完全吻合,取“赵模千字文”与现存的王羲之法帖相比较,相同字迹几乎都出自《右军书目》中的行书帖。同时,这也是论证“赵模千字文”作于贞观时代的重要理由之一。
据上所述,赵模集字是在贞观末年,与怀仁集字(咸亨三年)时间接近。王家葵教授认为,两者相关性极大,且《怀仁圣教序》利用了“赵模千字文”。据王家葵教授统计核对,《集字圣教序》包括标题、署款和《般若心经》,共1904字,使用字符750余枚,见于“赵模千字文”者402枚,两者相似诸多。更为关键的是,王羲之父亲名“曠”,故王羲之不写“曠”字,因而赵模和怀仁写“旷”字必用“日”与“廣”相拼。据王家葵老师现场展示,“赵模千字文”与《集字圣教序》的“曠”字写法结构完全一样。值得一提的还有两个文本中的“感”字。赵模对“咸”字之“口”的末笔与其下“心”两点之间的关系交代不清,怀仁本同样如此,而冯本《兰亭序》则点画分明。以上证据皆可说明“赵模千字文”与《集字圣教序》的关联性确定无疑。
接下来,王家葵教授重点论证《怀仁圣教序》利用“赵模千字文”的成果。“濟”字,分别取自“赵模千字文”中的“濟弱扶傾”、《怀仁圣教序》“弘濟萬品”和“南陽縣開國男來濟”。《怀仁圣教序》中的两个“濟”字其水旁之提与右旁之“齊”之撇连成一笔,显得非常奇怪;而“赵模千字文”中的这两笔虽然相连,但起讫各自独立,字形正常。王家葵教授认为,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赵模千字文”在前,《怀仁圣教序》模拟在后,偶然失误造成。又如唐代讳字“民”与“治”,赵模制作千字文始于唐太宗时代,故两字借无缺笔;但《怀仁圣教序》成于唐高宗时期,这两字需要缺笔。根据现场字形展示,“民”与“治”字源相同。其中,“治”字的缺笔十分奇怪:怀仁的“治”字缺两笔,偏旁三点水只留了第三笔一提,让人误以为缺笔的字是“冶”。但观察“赵模千字文”就会发现,赵模所搨“治”字的三点水是一笔下来而后连笔一提,因此,怀仁应是在赵模之“治”字的基础上处理缺笔的。显然,这是怀仁集字借用了赵模的成果,再对避讳字加以缺笔处理。王家葵教授介绍道,可以利用现存的“赵模千字文”对《怀仁圣教序》的制作问题进行深度剖析。例如,《怀仁圣教序的》字体大小是由“赵模千字文”的字体大小决定的。除此以外,兴福寺半截碑、《玄序集字金刚经》在利用《怀仁圣教序》的同时,也利用了“赵模千字文”。另外,主要使用赵模千字文的集字碑有普觉国师碑,此碑拓本中不见于《怀仁圣教序》而写法又接近“赵模千字文”的字迹。
主讲人王家葵教授
这引出了下一个重要问题,即赵模集千字文的真实目的。王家葵教授表示,可以从书法家留下的书迹中找寻线索。若将李邕《李思训碑》的字迹与“赵模千字文”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二者在书法字形结构上有很大关联。又如上元三年(676年)高正臣的《明征君碑》,年代早于李邕,仅比《怀仁圣教序》晚四年,故而谈不上学习《圣教序》。此碑中凡见于“赵模千字文”的字,写法皆与《李思训碑》相同;而不见于赵模千字文的字,则高正臣、李邕各有写法。王家葵教授认为,很有可能是因为两人共同学习了一个范本。弘文馆承担书法教育职责,字帖等学习材料皆由内府提供。参考祁小春有关《十七帖》制作目的的意见,即编制一套弘文馆草书习字范本的需要来看,可猜出“赵模千字文”或许是赵模制作的“王羲之行书标准字样”,以作为当时的“行书教材”用。天宝十四载(755年)田颖书《张希古墓志》和大中五年(851年)朱玘书《才人仇氏墓志》也是专门学习“赵模千字文”的。王家葵教授认为,通过比较上述文书,我们可以确定唐代确实存在“赵模版”的标准王派行书。赵模集王羲之行书制作千字文本意是成为一册“王羲之行书标准字帖”,供弘文馆书法教学之需。只不过,此本问世不久,即被怀仁借用,成为供集字使用的“王羲之字库”。
最后一个重要问题是千字文书法与宋代诏敕字体的关系。王家葵教授认为,宋代内廷一直以“赵模千字文”作为御书院书法学习范本,并用于诏敕的书写。他在现场举证了宋仁宗、宋徽宗、宋高宗和宋孝宗时期的四件诏敕—,即《毛应佺知恤诏》《台北故宫所藏宋高宗残诏敕》《宋孝宗时虞允文敕书》。此四者在字形结构上与“赵模千字文”有很大的关联性。王家葵教授认为,内院使用“赵模千字文”作为诏敕字体,甚至可以追溯到吴越钱镠时代,字形结构均为纵向密集,横向疏松。随后,王家葵教授特别介绍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高宗行书千字文”这一有力证据(最近改名为“御书院书千字文”)。在现场展示并进行逐字对比后,王家葵教授表示,此“御书院书千字文”是“赵模千字文”的临本。通过分析“體”字,可进一步判断这是“对临”。由此,南宋内府至少有一本供临写的“赵模千字文”陈列在书写者面前。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御书院将“赵模千字文”当作实用器使用而非文物。因此,对于“赵模千字文”中的避讳字,书手们在原帖上刮削、加圈甚至损毁性地记标记等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王家葵教授认为,虽然不能绝对保证今存的“赵模千字文”就是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御书院对临的底本,但宋高宗绍兴府内确实收藏有“赵模千字文”作为书写诏敕的标准字体。
最后,王家葵教授对文物“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残卷)”做出以下结论第一,尽管“赵模千字文”曾有过多件副本,但今天这份墨迹残卷及其完整刻石拓本是硕果仅存的一份。我们无法确定此残卷到底是赵模制作的原件,还是某一时代的复制品。其字迹与今存王羲之字迹符合度甚高,这一现象表明,现存“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残卷)”即使不是原件,也是高质量的复制本。第二,若要确定本卷年代,仍需通过纸墨等科学分析报告来结论,但从讳字的刮削情况看,宋以前的可能性较大。第三,这是现存年代最早、容量最大的王羲之书法字库,著名的集字碑《怀仁集字圣教序》即主要从此取材。此外,王家葵教授还指出,目前仍有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怀仁圣教序》的制作以及最澄书法中的“赵模千字文”元素等问题留待考证。
评议环节,清华大学历史系马楠老师指出,书法史和艺术史研究不能满足于对一个书家或一部作品的一般性研究,而是应该将书家和作品放在整个历史环境和书法史流变中去。王家葵教授对“赵模集千字文”的研究就是这样的一个范本,其中最精彩的部分莫过于探讨唐代弘文馆与宋代御书院对“赵模千字文”的学习和使用。在唐代,王羲之书法的传统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赵模集字参考的是什么?怀仁和赵模的集字有何异同?又是在何种程度上产生各自的辐射和影响?赵孟頫所延续的是怀仁“传统”还是赵模“传统”?唐宋院体和文人书画如何产生互动?马楠老师表示,上述问题皆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生发和拓展。中央美术学院刘涛教授随后发言,他认为,“赵模千字文”的研究难度很大,王家葵教授所做的工作在概念上和文献上完成出色。但针对具体作品而言,该书迹产生的具体年代可能性较多,相关证据链还需再加检验。最后,与会学者围绕讲座的细节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和交流。